2022年1月，深圳湾。轮船轰隆隆向前，将水波抛在后面。

阿川稍微松了口气，仍然坐立难安。他拿着旅游签，在这艘船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大部分乘客是留学生，或持美国护照。

他做了十足的准备才得以上船。通关柜台前后换了三个人询问他的出行理由，看回程机票，开箱检查。他在行李箱里塞了很多公司宣传册，及精心打包的产品样品。

阿川是江苏人，学暖通工程，毕业后到深圳打工，2011年自己做老板，承接商用建筑、别墅的中央空调和消防系统，年入七位数。红利持续到2015年，一年后业务量萎缩四分之三，再一年后彻底消失。

他又重新开始打工，给一个相熟的老板当助理。老板在深圳开厂，主要做触摸屏玻璃盖板。2017年，工厂被湖南一个县招商引资，老板收购了深圳和东莞几个小厂，将生产环节集中挪过去。

产品包括智能音箱，以及销往美国的儿童学习机。当地提供整座工业园，八栋建好的标准厂房，装修和搬迁补贴等几千万，外加三免两减半。

投产的日子，正是贸易战前夕。

“现在回头看，汗毛都竖起来了，但当时老板只觉得大好事一件，祖坟冒青烟。”

阿川原本计划2022年春节后出国试试，2021年底，两个朋友出境接连被拒，“我马上订机票，当时担心门会越关越紧”。他爱好旅游，桂林的家里积攒了世界各地好些昂贵的纪念物，还有他从西藏捡回来的一堆石头。“打包的时候想，其实什么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就是那张能让你出去的纸。”

落地旧金山，倒计时开始。他有183天，将手里的B1/B2换成别的签证。如果顺利，接下来是数年的等待，拿到绿卡前，没有人敢贸然出境。这就是所谓“移民监”。

船随海浪浮沉，旅客抱着他们最重要的行李，阿川就像《月亮和六便士》里毛姆描绘的一个画面：

他活到四十岁，动身到天涯海角寻找一个新世界；大海在凛冽的北风中一片灰蒙蒙，白沫四溅，他迷茫地盯视着逐渐消失、再也无法重见的：

蛇口码头。


1



2022年2月，上海人涛哥从国企辞职。大家都说他脑子瓦特了。两年内，部门的一二把手都将退休，而三把手就是他。那时候他还满脑子创业计划，拉了团队成立一家外贸公司，3月18日发朋友圈：

决赛圈选手在此！

后来的事情大家应该还记得。4月12日，居家半个月后，涛哥听到通知发了绿叶菜，比发财了还高兴。

天气回暖，他解开湿乎乎的包装，蔬菜小队叶片斑驳，散发异味，全部阵亡。又舍不得扔，从鱼缸里挖出水草泥，码进白色泡沫箱，又撒上水草专用复合肥，将上海青一颗颗竖起来，浅埋在里面。

小区1500户，3月底起依靠物业运送生活物资、收储垃圾。邻居群商议楼里众筹一点耐储存的食物给他们。有人放饼干可乐，有人放八宝粥，涛哥拿出一瓶未开封的肉丁炸酱。

几天后，这件事上了电视，成了暖新闻。

涛哥做采购出身，但他拼命压抑算总账的本能，棉签一毛，采样管两块，胶囊10元，核酸亭两三万，还有那些发霉板鸭和奇怪猪肉。

有微信群里激烈地讨论移民，涛哥查了很多资料，觉得不是那么容易。但他默念着“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将四级单词书找了出来。

零几年，涛哥家人在宝山区买了一套复式，解封没多久，涛哥接到居委会的电话，通知第二天会拆掉他房子的隔断。复式原先有四房，客厅隔出一间变成五房，整租出去，恰好符合“N+1”，但还是得拆。

涛哥要求对方缓一缓，因为第二天没人能给他们开门。对方说问题不大：

我们配锁匠。

涛哥的租客是五十多岁的老张夫妇，外加他们的7个员工。老张是安徽人，五年前来到上海，先后在宝山和浦东盘下3家门面，卖豆浆油条、烧饼蒸饺，早上5点开到晚上10点。

老张跟我说，前几年累死累活赚的钱，去年赔了个精光。封在涛哥的房子里时，食物极度短缺。最严重时，9个人饿了三天。

隔板打断后剩一地狼藉。老张跟员工搬到了个便宜的酒店式公寓，按性别分，这样租两间就够了。

经历过这件事，老张打算熬两年，等店面合同期满，10万押金退回到手，就回巢湖。上海这五年，就当做了场梦。

老张搬走后，那套复式空了很久。如果卖掉，现在值七八百万。几百上千万的房产，是中国家庭最重要的资产。涛哥对我说，别人说进就进，以前觉得怎么可能？

上海曾经是他的信仰。这个四十多岁的人说起时带着哭腔，“我一定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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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另一片大陆，信号归零，前半生履历归零。

这一点老于再清楚不过。参加高考二十年后，他又哼哧哼哧地开始做题。雅思听说读写，每项满分9分，他背着复习资料去上补习班，从天津、石家庄、太原一路考到高雄，刷到第五次，终于凑够四个6分。

但6分什么都不是。卖掉其中一套房，2019年技术移民落地澳洲，在到餐馆打工和加入华人中介之间，他还是希望能做点跟专业有关的事。

出国前，他在一家央企下属的地产公司，新招的应届生都是清北或国外顶级院校毕业生。项目越来越少，人越来越多，焦虑蔓延：

哪怕做到区域总，又怎么保证不被淘汰？

孩子上小学了，妻子说想移民，有亲戚在澳洲。老于把自己抛到另一种不确定性里。他决定做第一代移民，把根扎住，“然后我的小孩能参与到这个社会中。”

来旅游，看歌剧院，看海港大桥，是花钱，来生活是另一回事。放弃几十年的人脉和职称从头来过，老于发了几百份简历，大公司不搭理他，小公司宁愿要刚毕业的菜鸟。得到面试机会，他却听不懂面试官的话。起初，别人说啥，他只能一个劲“Yes”。

老于到处求朋友介绍，找到一家中国背景的公司，类似国内的特级总包。经理说确实缺人，但不清楚他什么情况，“这样吧，你先实习。”

兜兜转转，老于又回到工地，无偿实习三个月。工地上，打杂的普通小工日薪300到350澳元，稍微有点技术的木工瓦工砖工400到500，手艺好的焊工一天800。

换成人民币来看，是一份很高的收入了，不少中国工人被吸引过来，他们大多来自江苏或四川，拿旅游或者学生签入境，黑在澳洲，或者转庇护。只能在不需要证书的小工地上干活。

在新西兰，有一群拿3年工签的蓝领工人，妻子做点兼职，孩子进公立学校，租个破点的房子，就可以过。他们赌的是孩子成年后拿到身份，给父母申请银发签证或亲属团聚签证。

风险在于，每过三年，如果工作断档无法续签，“就是全盘输掉”。而孩子回到国内，再也回不到高考的轨道。

通过技术移民加拿大或新西兰，费用通常是一两百万，如果花钱买不存在的岗位获得加分，被移民局发现，投入会全打水漂。

至于美国，过去两百年，全世界的移民早就踩出了五花八门的路径。华人社区里的经典故事，是落地后口袋只剩200美金，直奔餐馆打日结工。阿川告诉我，还有装修工地老板每天早上来接人干活的，晚上送回去，一天150美金。

在洛杉矶，阿川开着一辆二手七座尼桑送外卖，最近通过新法案的特殊窗口拿了工卡。



3



上海市统计局发布的数字显示，2022年末全市常住人口为2475.89万人，同比减少了减少了 13.54万人；外来常住人口1006.26万人，同比减少了25.73万人。

他们中的一些人，和阿川、涛哥、老于做了一样的选择。

离开活色生香的上海，律所合伙人去了日本当超市收银员，外资基金前高层去了泰国经营民宿。房产投资群里，有人从国外回来坚定站岗，也有人跑去厄瓜多尔，有人退回家乡，买了几台室内蔬菜自动种植机。

这几年，他们都给自己提过类似的问：我拥有什么，害怕什么？未来我的孩子最好在哪，现在该怎样安排？如果人生在别处重启，全家依靠什么过活？

我说的“他们”，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生，搭上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快车，也给这辆车添了燃料。人到中年，通讯录算是通达，兜里还有筹码。

投资移民方案中，没有移民监、相对经济的，有爱尔兰、塞浦路斯和马耳他。

这两年，有位朋友花一百多万，给全家准备了马耳他的永居身份，他称之为一个“存档点”。虽然他从没去过那个西半球岛屿，也一点都不渴望所谓“重开”。

“我们都是高考走过来的，享受了改革开放，肯定是给国家继续做贡献。现在主要是小孩未来十年在哪儿度过的问题。”

孩子正在上双语学校，高考是不可能高考的。他想的是假如有一天，使领馆不再签发旅游签、学生签，孩子要怎么出国留学？



4



涛哥到新西兰三个月了，一切还算新鲜。奥克兰市中心有块野生动物保留地，下班之后，他无聊就会去那边看看鸭子，看看水塘。

“我不觉得国外会有多好”，从就医到交税、资产购置、律师见证，目之所及，坑会有很多很多。一个异乡人，不安定感和害怕肯定会有，可是焦虑已经催逼他到了这里。他申请了RV（居民签证），未来会转化为PR（永居）。拿到RV，他就将家人接过去。

复盘前半生，他很想念在弄堂里拎着拖鞋追着他打的外公外婆。去年和今年清明，都没能给他们扫墓。

新移民总爱旁敲侧击地问老移民：你们后悔吗？问移民的孩子：理解父母的决定吗？

一家Fish and Chips的老板是广东口音。涛哥问他，广东人把鱼放在油里炸：

不觉得违背了信仰吗？

前段时间，有个在新西兰的华人码农发微博说，有个华人同事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一问，他说自己父母在他儿时就去世了。后来有天同事突然主动提起他爸爸是个诗人，叫顾城。

你听过这个名字么?

花了三年左右，老于在澳洲稳定下来，跟朋友合伙经营一家小型开发公司。见多了二三代华人，他心里总估摸，自己的孩子长大后，能说中文，但应该不怎么能写，会记得回国探望过爷爷奶奶。等到孩子有下一代，中国，就会融入太平洋沿岸背景板，类似美国、日本、墨西哥或加拿大。

第三代移民，面孔与我们相似，却是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公民，中国，是他们从未体验过的平行人生。

如果你去问，他们大概能宽泛地说一两句：中国是一个在亚洲的、很牛逼的国家：

“我的祖先曾经生活在那。”

我们都是高考走过来的，享受了改革开放，肯定是给国家继续做贡献。现在主要是小孩未来十年在哪儿度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