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各地政府出台规定，响应中央政府的号召过“紧日子”，有的限制空调设置的温度以节能，有的要求公务接待用食堂菜品，有的规定高铁沿线出差不准用专车。

更大的背景是在中国公务员和各种财政供养人员中延宕的“降薪潮”。

专家认为，这些现象背后原因是中国政府捉襟见肘的财政收入以及长期失衡的央地财政关系，虽然最近结束的中共三中全会对此有所应对，但在低迷的经济形势下，这剂“苦药”变得越来越难以下咽。

“紧日子”

“我每个月不到4000元的到手工资，指望着年底的奖金过日子呢，（今年春节时）听说奖金没了，立刻就流下眼泪。”中国西南地区的科级公务员刘小姐（化名）告诉BBC中文，他们部门有考核目标，往年考核完成后，她一般能拿到5-10万不等的年终奖。

“公务员去年就开始过‘紧日子’了。”刘小姐说，去年公务员“减薪潮”应该是第一波，然后才是事业单位、国企等机构。

中国各地在此期间陆续出现公务员降薪的消息，比如有公务员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吐槽自己降薪两到三成，其工作所在地为广东、浙江、江苏，网上还出现了“经济越发达地区降得越厉害”的说法。

去年底中国财政部会议就已提到“紧日子”，今年3月“两会”上这个词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受“紧日子”影响的不止公务员。今年以来，金融领域降薪屡屡见诸报端，驻香港中资机构减薪，甚至有员工已发放的奖金被追回。最近多地公立医院传出薪酬制度改革的文件，也被理解为降薪举措。人口大省山东上周一度传出省属事业单位“全部转企”的消息，被解读为10万人告别“铁饭碗”，虽然当地政府称“这些均为误读”，但也未明确否认事业单位人员转制的消息。

除了降薪，各地政府部门过去半年在日常运作成本方面也开始“各出奇招”：苏州要求高铁沿线公务出行原则上不安排公务用车和租车保障；公务接待安排在机关食堂的，原则上提供职工餐菜品。安徽省要求推行无纸化办公、空调冬季不高于20℃夏季不低于26℃、严禁同城接待。

陕西要求办公用房能不修的不修、能小修的不大修，公车超8年的能用继续使用，降低采购费用，严格差旅审批。湖南省规定更新公务用车必须同时达到使用年限超过8年、行驶里程超过25万公里的条件，提倡在机关食堂开展公务接待，闲置用车设备交属地公务仓管理。

在中文互联网上，不断有受到影响的个人晒出工资单抱怨，但也有网友认为，在经济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下，“不能只让普通人过苦日子，铁饭碗至少过下紧日子，才公平”。

原因：财政收入吃紧

“目前，（中国）地方财政面临一些挑战，主要是收入面临压力。”ING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宋林解释称，以前地方政府财政收入高度依赖于土地出让，而由于房地产业低迷，这一收入来源已明显枯竭。2024年上半年的土地出让收入为15.3万亿元人民币，与2019年同期相比下降了55.7%。

去年底，国际评级公司穆迪发布报告称，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A1不变，但将评级展望从“稳定”调整为“负面”。穆迪给出的主要理由就有地方债过高，使中国政府刺激经济的财力下降；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使中期经济受到影响；而这两者也互相影响，因为房地产下行对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带来较大冲击。

除了土地收入，宋林表示，今年的税收收入看起来比去年略有好转，但仍低于往年，原因是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各种减薪和冻薪情况也可能对所得税产生影响。

“鉴于收入压力如此之大，又无法立即解决问题，自然要控制支出，最简单的一步就是减少人们认为的开支浪费。”宋林称。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怨声载道”，主要因为分配的财政资源少，而要干的活很多。

1990年代初中国财税体制下各省上缴中央税收的积极性很低，1992年中央财政赤字1000亿元，甚至到了国家机关没钱发工资的地步。时任副总理朱镕基决定“分灶吃饭”，与地方政府按税种和比例进行分税制改革，“国税”与“地税”的分野产生。但时过境迁，30年后到了地方财政捉襟见肘的时候。

“地方政府提供了绝大多数的公共服务，但只获得了约一半的税收。”穆迪分析（Moody's Analytics）经济学家哈利·墨菲·克鲁斯（Harry Murphy Cruise）向BBC中文表示，这使得许多地方政府无法提供目前所需的反周期支持，并引发了外界对其长期财政存续能力的质疑。

解决办法：调税制还是加税？

除了过“紧日子”，中国如何最终解决这场财政危机？

克鲁斯认为，刚刚结束的中共三中全会的一大积极成果是承诺解决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失衡问题。决策者承诺增加中央政府的支出，以减轻地方政府的部分负担。此外，他们还承诺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资源并扩大其征税范围。

三中全会后，中国财政部就表示要“考虑将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

消费税是中国四大税种之一，由生产商向当地税务机关缴纳。财政部数据显示，2023年，消费税为1.61万亿元，占税收收入约8.9%。

咨询机构普华永道的一份报告提到，消费税的目的是抑制损害人民健康的产品，高耗能、高污染产业，以及部分奢侈品的消费，如果消费税征收环节下划地方，需要注意是否会出现地方政府为了增加收入而鼓励烟酒行业、奢侈品、以及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发展的现象。

不过，克鲁斯认为，这些政策旨在使地方政府财政更具有可持续性，扩大税基将为地方政府提供财政空间，使其能够提供所需的服务。他同时提醒，新政策在解决地方政府已经背负的债务负担方面可能收效甚微，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来解决债务问题，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仍将笼罩在阴云之下。

更为直接的选项可能是加税。中国财政部前部长楼继伟近期撰文称，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2018年为28%-29%，从2019年开始推行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到2023年这一比重降到26%。低于同等收入国家30%左右的比重，更低于发达国家35%以上的比重。

他据此认为，有必要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而且综合来看，房地产税从属性上看最适合于作为地方税的税种，也是推动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最佳税种。

但中国经济当前并不好过，二季度突如其来的经济降速，使全年保持5%增速变得艰巨。宋林认为，财税体制改革还面临许多挑战，而在经济疲软时期增加新税种，尤其具有挑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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